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时代变局下的新华侨华人研究

除了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爱国爱乡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集体叙事，关于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到底有多少种个体鲜活故事的讲法呢？也许是衣锦还乡、荣耀归来，办学修桥、捐款捐物，回馈故里、声名远扬；也许是寂寂无闻，只是千千万万外出淘金者之一，在某一处谋生、成家和死去；也许是某个时刻见诸媒体的“黑帮”“偷渡”“被排斥/歧视”或是“被崇拜”……长期以来，华商、华工，以及其他身份的华人移民潮，就是如此川流不息，不断走向世界，不断流传着各种神话与传说，不断地演绎着与祖籍国中国的故事，不断地生动着中国和中国人。这是中国对外移民的经典画面——单向外流、不对称互动的移民历史。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革命性变迁，全球中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开放，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相应地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海外移民归国潮起潮涌，外国移民也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人出国与归国越来越常态化。时代变局下，重新审视华侨华人的研究，无疑极具学术与现实意义。
6月11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百年大变局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华侨大学吴剑平校长主持开幕式，党委书记徐西鹏致开幕词。此次会议邀请了王赓武、滨下武志、陈春声、葛兆光、钱乘旦、庄国土、项飚等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共同讨论新时代大变局之下的“新”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大变局之下的新期待
大变局，是近年来的高频词汇。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习以为常地谈论“全球化”到前些年被热议的“逆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所面对的世界都在起着变化。王赓武先生在会议发言中说，“对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各地社会，华侨华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回顾了国际海外华人研究的历程，提到“199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Wang Ling-chi）教授，在该校举办第一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1992）应运而生”。相较于彼时，如今谈“新时代”“大变局”确非虚言，也实在必要。
去年刚刚出版新著《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中华网》的滨下武志先生，他在发言中也肯定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指出“几十年来，华侨华人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涵盖移民史、移民代际变化、以及近年来广泛讨论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华侨华人研究亟需继往开来，开拓新领域，确立新方向”。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滨下武志先生谈到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以我本人的侨汇研究为例，经济史、国际金融等多学科，都已深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也颇有必要把地方研究（local studies）从某一专门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
新成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首任院长吴小安教授在海内外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其英文专著《华人商业与马来属邦的形成1882—1941》（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1882-1941）广受国际学界赞誉，曾荣获提名并最后入围美国“亚洲学会”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5年度东南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全球六部著作短名单，2010年再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新近出版的中文新著《区域与国别之间》也深受学界好评；同时受邀参与撰写《剑桥全球移民史》第二卷。2006年，他与李安山教授、程希研究员共同编著《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认为应该明确“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主张研究思路多元化。吴小安教授如今放眼全球，倡导将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邀请一众来自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齐聚华侨大学共同探讨，可谓是应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接下来，便是对研究院未来的新期待了。主旨演讲环节，大会邀请了葛兆光、项飚、庄国土三位教授。他们首先祝贺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并围绕本次研讨会议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葛兆光：为什么东部亚洲海域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葛兆光教授指出，华侨大学所在地厦门、泉州，自十五世纪大航海以来一直是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枢纽，作用显著。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研究重点对象是“下南洋”谋生、开拓新家园的闽粤移民，正是这部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移民大格局、亚洲大格局和中国外部历史环境变化的大格局出发，葛教授开宗明义提出三大观点。第一，蒙古时代（十五世纪）之后，由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知识上的互相联系，东部亚洲海域开始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第二，十五世纪以后，中国和东亚的历史重心从面向西域开始转向东海和南海。这是中国史或者东亚史的大变化和大差异。第三，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最后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崩坏。关于东部亚洲海域大历史，葛兆光教授分成三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
首先，概念界定。从蒙古时代以后，东部亚洲海域形成了一个历史的世界。1405年，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东西分明的局面，集中于东部亚洲海域的海上贸易迅速崛起；官方使团和朝贡使者、各国海商、下南洋的移民成为东部亚洲海域连成一片知识共同体的建设者。葛教授认为，过去学界流行的东亚、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的概念均有缺陷，这也是他提出东部亚洲海域概念的重要原因。理由如下：一是忽略历史的南北向；二是只讲东海不讲南海；三是仅以汉文化为中心。
第二，历史大势。从西域转向东部海域、从西北转向东南，是中国与亚洲互动历史重心转移的大趋势。1425年，明朝出现了三大重要的转向趋势：一是从天下帝国转为面向东南；二是采取守势，设立九边；三是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贸易之路取代。东北亚与东南亚、东海与南海的历史发展相互关联，环东海与南海的交往、冲突构成了东部亚洲海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第三，颠覆性影响。欧洲人东来给明清易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首先，传教士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信仰。其次，商人改变了东部亚洲贸易的模式，从内循环到外循环。最后，殖民者瓦解了东部亚洲海域的国际秩序，东北亚的朝贡与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被冲击。19世纪中叶，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彻底崩溃。这种大历史的巨变，导致了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政府展开了一场到底是重视西北还是东南、是强化塞防还是海防的大辩论。
葛教授给国内学界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第一，在近世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提倡对“东部亚洲海域”（即东海加南海、东北亚加东南亚）的整体研究，纠正重视陆地、忽视海洋的偏向。第二，修正并补充欧美日学者的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的概念。第三，中国学者关于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研究能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些也是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未来需要关心的问题。
在东部亚洲海域研究领域，葛教授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学者可以有所作为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要承认中国学界对于南海、环南海，也就是对于东南亚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第二，要习惯重视他者的视角、立场和观点，不能仅仅依赖和信任单一的汉文文献。第三，要发掘异域文献，掌握“殊方异语”。
项飚：再生产性的人口流动
项飙教授坦言，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令他兴奋，相信这将拓展华侨华人研究的一片新领地，将华侨华人研究、百年大变局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项教授期望，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今后进行跨学科研究，将历史、当下和未来研究结合起来，将宏大的关怀与自下而上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项教授相信，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独特学术定位与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不仅将会重新定义学界的某些重要议题，同时将会给学界的公共讨论带来新风尚。
项飙教授主旨演讲以“人的再生产”作为切入点，展开讨论。（一）概念和性质
究竟什么叫人的再生产，在这个方面讲的最清楚，也是一个奠基性的思想家是恩格斯。人活在世界上做两件事情：一件是物质生产，另一件是人自身的生产。再生产是相对于生产的概念，包括教育、医疗、娱乐，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涉及价值观问题和意识问题，泛指文化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的再生产越来越成为跨国流动的重要推进力量。在以前，人们也为生计、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家，为了看病的需要而流动，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的再生产。但是当下的情况很不一样。首先，当下教育、娱乐与医疗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系统。其次，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下再生产的相关活动已经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和利润的重要来源，而不再是辅助性的社会活动。其三，不同于物质生产，人的再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性质，日益成为人员流动的驱动力；物质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关系日益脱节，具体表现形式迥异。
（二）对当前中国的启发
第一，使用再生产评估国际格局和国际影响力。人的再生产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利润的来源，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心。当前考察亚洲和中国在全球崛起，只重视物质生产活动而忽视人的再生产活动。当下，中国和亚洲是公认的世界工厂，但如果从人的再生产视角考察，中国和亚洲却尚未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是，中国和亚洲在全球的所谓崛起充其量只不过是物质生产的中心，或者全球其中的一个次中心而已，而人的再生产中心依然位于西方国家。所以，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转移，只是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东方而已。至于是否伴随着生产活动或再生产活动关系的调整，我们却仍然不太清楚；我们只是关注于物质生产的层面的转移而未关注到许多主观意识层面的变化。我们的影响力究竟从哪里来的根本性问题，究竟是看我们生产多少辆汽车，还是看我们能够维持富有成效的、深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教育、医疗与养老体系。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应重视再生产能力的建设和投入。中国亟需突破并解决教育、养老、医疗、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关于人的再生产的重要议题。14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这些问题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那么对全人类将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中国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本土解决，跨国流动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我们却可以研究跨国流动过程中发现很多具有分析性意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然后把这些议题跟其他领域、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最终形成新的学术思想，进而形成一种公共性学术。如果这种新思想和公共学术能够做到用一种新的语言引领年轻人理解世界、了解自己，换言之，就是日常中如何生活、怎么待人接物的问题。如此，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和全人类的巨大贡献。
庄国土：21世纪初期世界华侨华人的新变化
从宏观与历史的视角，庄国土教授考察了21世纪前期世界华侨华人人口的新变化。庄教授指出，进入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21世纪，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中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庄教授围绕三个主要方面展开讨论。第一，人口。庄教授从历史的视角比较了几次华人移民大潮与人口变迁。第二，经济实力。庄教授强调了华商的经济实力、地区分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和变化的特征。第三，专业人才。庄教授专门分析了改革开放后，留学生人口数量的发展变化；特别指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海外专业人才主要来源地，这些留下来的人已经成长为当地的精英。庄教授指出，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其发达程度、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准位于世界前列，对于中国始终具有战略重要性；海外华侨华人工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华侨华人是21世纪统战工作的重心和新的增长点。最后，他从全国、福建省和华侨大学三个层面，强调了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并期望新成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取得丰硕成果。
圆桌论坛：百年大变局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对华侨华人研究意味着什么？
本次研讨会下午议程有两场平行论坛，一场圆桌论坛。圆桌论坛的主题是百年大变局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对华侨华人研究意味着什么？如何展开新的华侨华人研究？在讨论开始之前，吴小安教授从三个方面的考量对这一主题的选择做了简要解释。
第一，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队伍很庞大，涉侨机构很有力量，但是学科的影响力却很不对称。华侨华人这一议题在国内外的媒体上始终受关注、很火热，但是在学科领域却一直处于边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情况都是如此。这种严重“不对称”同时体现在研究本身上。比如华侨华人在国外的情况，我们的了解、把握尚显不足，还有很多研究空白需待填补。吴小安教授指出，华侨华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如何去突破、丰富和发展它？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应该是一个非常富有学术前景的方向，而且正当其时。
谈到第二个方面的考量是中外学术研究比较与方法论问题。吴小安教授现场向与会学者朗读了两段话，分别摘自项飚、葛兆光两位教授的著作。
“我们意识到，来自西方的学者们周游世界、互相争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议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往往只能当‘地方’学者，要么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表发言，要么干脆为思考‘普遍问题’的世界学者提供原材料。我们挖煤，别人提炼。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挖煤、挖什么煤，以及怎么代表地方社会说话、说什么话，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别人的议题影响甚至决定。”（项飚，《全球“猎身”》页14）
“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镜子呢？可是，我们从来很少明确而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他者’，自己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与自己有什么不同，人们始终觉得，他们似乎还是自己文化的‘边缘’，并不善于用这些异文化眼光来打量自己。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葛兆光，《宅兹中国》页279）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关系始终是学界反思和关怀的视角和焦点关照。然而，另一组关系同样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和关怀的换位参照：即中国与非西方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关系。
第三个考量，吴小安教授指向了区域国别。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认真地研讨全球华人跟中国的关系，跟住在国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具体该如何切入区域国别研究？
对此，六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面，以对话形式对六位学者们的发言做一简要整理，与读者们分享。郑振满：我觉得成立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就是一个理论方法论的回应。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时间，我自己也选择了华侨华人研究。对我来说，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兴趣，因为在福建、广东侨乡我们看到太多的资料都跟华侨华人有关。研究中，我总是能直观地感受到华侨华人是当地历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自己却做不下去，不敢写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你做的还是中国史，不是华侨华人研究，你应该到住在国当地了解华侨华人。
早年，我在福建沿海跑了很多年，思考华侨华人为什么会成功，他们离开了我们原有的社会政治体制、传统文化怎么存活？后来到海外去看了才知道，这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每个地方的华人社会是不一样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都可以讲普通话，可是到泰国、缅甸一些地方，基本上语言不通。我们喜欢去找庙，每个地方的庙也不一样，像菲律宾很少有华人的庙，可是在爪哇，却可以看到很多很古老的庙。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的、族群的和文化的问题。希望新的研究机构能够把华侨华人和区域国别有机结合起来，我相信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达巍：最近五六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科的集群，还很难把它命名出来。这个集群里有国际关系，有区域国别，也有华侨华人，可能还有国家安全、国际金融等，大概是一个中国人看世界所带来的各种学科综合起来而正在形成的一个集群。当然这个集群内部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融合度有限，彼此忧虑。但是，这样一个新鲜事物，对未来中国怎么去理解世界，怎么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好的发展。
今天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正是在这个变局之下，中国和世界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导致这个集群快速扩张，形成新的学科，占领新的领地，而这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的需求。这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样也带来了挑战。比如，我们会更侧重某些方面的议题，而这似乎对学科的发展又产生了一定的限制，需要我们去把握和平衡。
梁永佳：我特别同意郑振满教授的观点，研究华侨华人必须要熟悉当地社会。我研究宗教、民族，如果按照中国对宗教的定义，实际上是很难找得到宗教的。就像我们说华侨华人，按照今天对华侨华人的定义，我们是很难找得到华侨华人的，因为变化很快。
为什么会变化？这跟当地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举个例子，我在新加坡待了十年，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庙。他们带我去看中国庙，有很多碑刻，但是没有人会说中文，有少数的老婆婆可以跟我用中文交流，但碑刻上写的，她一个字都不认识。我相信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需要对当地社会本身进行研究。我很期待新的研究院将来会资助或者鼓励年轻的学生研究泰国的伊斯兰教，这看似跟华侨华人没有关系，但我读过一本书，里面讲华商在佛寺里面的资本是非常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他们怎么看待华人？我是做人类学的，获得当地其他人的视角，了解当地社会的整个生态，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偏见，也可以说是一个长处。我的一个感觉是，要展开对华侨华人所在地方社会具体生活的研究，这可能会令我们看到大量以前不太重视的现象。
谢湜：我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中山大学是华侨华人史和东南亚史研究具有优秀传统的大学之一，确实如吴老师和各位老师所说，现在也面临一些学科发展的困境。我自己对华侨华人史和东南亚史一直都非常有兴趣，过去学习、研究和田野考察的经验里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要把华侨华人史或者东南亚史局限在某一个空间之内，更多是要重视广阔历史应该有的多样联系。
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以我自己粗浅的认识，可能涉及到的学术命题和学术关怀是来自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内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很多领域一种主流的学术进程，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大家都在说，世界处于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中，整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学术组织的方式，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大学研究很多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新的局面。以华侨华人、国别区域为主题，成立一个研究院，是能够带动很多学科的发展和讨论的；既是中国学界努力建立自己本土话语的尝试，同时也将丰富和拓展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国别研究新的探索。所以，很有价值。
第二，现在中国大学人文社科的发展，有点趋向于以学科为学术组织单元。如此局势，难免对跨学科的交融和议题的开拓，以及未来下一阶段的国际学术交流，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限制。所以，寻找具有普遍学理性，学术延展性的组织框架，不失为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讲，成立这样一个研究院，意义非常深远。
当然，跟现在国内已有的大量国别区域研究为主题的机构相比，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挑战肯定会很多。首先，能不能创立一些新的学术组织的方式，来帮学者们找到一些聚焦的话题，避免泛泛而谈，可能是当务之急。其次，怎么把更多元的文献——这个文献包括多语言文献、多形态的文献——还有数据带进来讨论，可能会引起更多学科的兴趣。此外，既要有学科和理论建构的雄心，又要防止过度因为学科化的建构而限制思维的开发。如果很多东西可能变成一个学科，反而大家就没有讨论的弹性，那么，怎么继续保持多元化的超越，这也是我非常希望得到各位老师指点的问题。
杨斌：华侨华人的研究，除了少数由内陆迁徙的移民之外，绝大多数都和海洋史、华南研究相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华侨华人研究和海洋史和华南研究是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我之前看到刘志伟教授的一篇文章，讲广东文化形成的三个力量：一个是本土的“广东”，一个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一个是海洋文化。这个概括高屋建瓴。我也读到，蔡鸿生先生在提到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时，马上就想从事或者鼓励学生研究郑和时代的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这超出了当时学界的风气，很超前。可见，海洋史、华南学派和华侨华人研究，在区域国别之内、区域国别之间和区域国别之外，其磨合、碰撞，以及借鉴所产生的火花和灵感，将会令人兴奋。
过去台湾和厦大的学人在东南亚的访碑就体现了华南学派的风格，然而，华侨华人研究的访碑可能还要早于华南学派——这是当年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饶宗颐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就像梁永佳老师所说的，东南亚很多华人是不识中文的，碑文就凸显了文字材料对于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在饶先生的倡导下，最近四五十年来，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碑文搜集工作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我在新加坡待了十几年，当时周围有很多研究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生。我当时就问，你们研究的是中文的材料，你们不学马来文，不去看印尼的文献，不去学暹罗语，不去学越南语，这样的研究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但只是一家之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区域之内、区域之外，以及跨区域的取径，对华侨华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吴小安：几位老师谈到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研究困境，非常头脑风暴。另一个瓶颈是：我们如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该怎么开始？所以，我们需要探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要讨论和寻求的是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下，不同学科的学者能懂得对方的语言，知道他讲什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边界在哪里？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知识生产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怎么生产？谁是专业市场的边界、专业市场的主体和专业市场的评判？
梁永佳：我想分享或者报告一下我这两年关于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可能对华侨华人和区域国别研究也是有一定参考意义。我想说三点：其一，民族学方法；其二，非中非西世界；其三，中国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第一，人类学是经验哲学，通过生活中的一些思考和使用的概念，去反思某些类似哲学的问题，以此达成共通。所以，民族研究并不是做得更细、做得更独特、做得更像一个社会调查，而是通过不能够再放大的一种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来反思经典或者理念研究对于现实的不确定性，它不能够描述现实的张力。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人到底是怎么思想、怎么活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重视日常生活事件的原因。
第二，人类学者只研究自己或者自己的老家，这是欧美之外人文学界普遍的特点。将自己的区域说的很独特，其实说独特是没有意义的，独特必须要进入普遍性，才有它的意义。我觉得，探索自己提出的理论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们的任务应该是理解别人而不是理解自己。
第三，中国思想的社会科学化。我最近几年有一些不成形的习作发表出来，比如，用老子的思想研究人类学。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们做人类学或者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希腊罗马认识论出来的，可以说没有例外。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下讨论人的问题。老子思考的是人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他与希腊罗马在认知论上，是可以沟通的。当我们用一个在中国很成熟的思想去研究一个遥远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同样是有解释力的，甚至能够产生新的想法。
达巍：我是这个圆桌里唯一研究国际关系的。对吴老师刚说到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谈一些我的想法。华侨华人被当作一个素材研究，还是当成全球性的现象在研究？实际上，全世界都有离散人群；当出现离散现象时，它是如何融入到别的社会里面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融入？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国的研究视角。我想，大概只有普遍性的研究视角超过地方性的研究视角时，才可以产生普遍性的理论。其实，华侨华人研究并不是给外国人，或者简单给我们提供一个素材，更多提供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经验：即当离散发生以后，它跟当地的社会，跟原来母体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一直做美国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行当里，美国研究就是属于不太被人待见的群体，或者说，做美国研究的人总觉得我们不太是区域国别，似乎区域国别是研究中小国家的学科。这可能有挺大的问题。今天各位老师的讨论，我觉得地理范围主要在东南亚，我没有听到美国的华侨华人在哪里，欧洲的华侨华人在哪里。所以，华侨华人关注的范围，也应该是更广泛的。
谢湜：讨论华侨华人，一旦把它放进国别区域中，似乎就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特别是东南亚色彩。其实，听到“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这个名称时，我首先感到兴奋的是区域。我认为，应该真正把华侨华人作为一种跨区域人群的现象和社会现象去理解和研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空间上，除了关心面和线，还需要有落点。我们研究的区域，是由人创造的、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这对现代或者近现代的民族型国家、疆域型国家，更加重要；而这个空间，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或简化了。说到跨国的空间，好像海洋比较明确——跨越了海洋，就天然地以为跨了国；其实，陆地上的人群迁移往往被忽视了。说到跨区域的流动，似乎心照不宣地认为，就是指跨越边界的移动；而陆地上的流动和跨越却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研究不落点，就会虚掉。比如，侨乡都市就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我和同伴正在做侨批、汕头口岸城市史的研究，我们用GIS分析不同国籍的人在一个城市里的房地产分布。一放下去，我们就看到都市里面的区域国别；房地产的产权和华侨华人家族的原乡与外部互相投资的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郑振满：谢湜说的定点研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接地气，要落到实处。在福建、广东，通常在一个家族祠堂里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所以，很难倒过来说，我要从这个国家去研究这群人。我在东南亚跑田野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经验。比如说，他家里拿出一堆照片来，说这个人在哪个国家，那个人在哪个国家，在他们家里面确实没有国家的区别；但是，他们还是一家人。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把区域国别变成一个陷阱。
我也想借机回应一下项飙所说的，最根本还是要从人的生存状态思考华侨华人的问题。我们现在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概念，去切割一个人，好像在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非常具体的情境下作出他的选择的。所以，我们研究时需要把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放下来。
吴小安：郑老师提了经验的点，个案研究的点，方法论切入的点，很有意思。问题马上就来了，第二个维度就是不只一个点。要回应普遍性的问题，一个点是不够的。研究要落点，不只是经验切入和方法论的点，同时还有一个指向的点；就是从个体到一般，从经验到理论。此外，点和点之间的关联在哪里，非常重要。经验的点和理论的点是有关联的，实际上经验的点和经验的点之间的关联性，也是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这种关联性，可能是比较的，可能是传承、变迁的。人是始终在发展变化的，而且还有不同代际的人。所以，我们考虑跨区域的同时，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与关联。边界是人为造成的，也是要由人来打通的。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又和点和点之间那种地理的、环境的边界，依然是有关联的。今天我们讨论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我们要考虑两个维度：一个是把全球作为视角，一个是把全球作为框架。如此，我们才能讨论普遍性，超越特殊性；兼顾特殊性，审视普遍性。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