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究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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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机共生的时代加速演进。身处其中的我们，对于远程时代到来，已经有了深切的感触。
远程时代相较以往似乎更现代，更能实现天涯咫尺，但这也意味着人与人面对面的真实接触变得更少了；由于更依赖网络和技术，很多人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困惑和难题……
甜蜜与忧愁相伴，我们该如何认知这个时代？如何认知种种远程互动带给世界的改变与启示？
文｜唐魁玉 哈工大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中国网络社会学暨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ID：GlobeMagazine），原文首发于2022年7月19日，原标题为《我们终究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
1
远程时代样态的诞生
可以说，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名为“远程时代”的生活史纪元。快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结构体系持续改造，已经使当前社会呈现出明显的“远距离生活世界进程”特征，其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多样。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
换句话说，当代人类的生活知觉（体验）和日常生活实践，已经包含有浓厚的过程空间性时代特征。无论是远程生活、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还是远程就医、远程休闲娱乐等，都被重新定义和再诠释。同时，人们还从认知层面、反思深度和实践感等维度对有关问题加以远距离过程考量。也因此，远程时代的来临，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特质。
在当代“远程性”和传统“近程性”的彼此沉浸或融合之中，我们可望看见一个想象的秩序世界。它们之间的要素结合，将以自己特有的推进方式改变人类的认知模式、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等的表征及本质。在远程时代的情境、观念、精神作用下，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集体性认知、共情化理解以及可供数字情感分析的机缘。
2
硬币的两面
应该说明的是，人们现在常常探讨的“远程时代”是基于在线生活的。在线生活是一种在信息网络技术连接状态下所开展或进行的虚拟生存方式，通常以电脑上网和手机在线等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在线生活与非在线生活、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各自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人们在特定情境下所选择的二元混合生活形式或生活模式。
在线生活作为一种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普遍生活方式选择，特点显而易见，比如实时性，这是在线生活的同步性表现；网络性，即虚拟实在性在网络平台的反映；情境性，属于社会空间性的范畴和场域性社会安排；连接性，这是互联网的资源调动和社交互动性的基础；体验性，比如在线学习和在线教学的感受；应急性，有时会体现为替代性和灵活性，在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能够凸显出特别的生活意义和价值；理想性，表现为网络生活的和谐性、和合性状态；共在性，常常体现为共情性和价值一致性；极简性或简约性，越来越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必要选择；智能性或智慧性，是在线生活的技术应用目标和美好结果；算法性，是计算社会程序化的内在系统特质；亲在性，可以视为网络心身同一性的初始生活条件。
当然，在线生活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简单化、碎片化、分散化、结构化、形式化、风险化、无序化、无意义化和非实体化等情形。
在线生活经常表现为某种“空间生活”状态，其形成的在线社区所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会使深入其中的人在享有智能生活和智慧生活的同时被技术理性所束缚甚至统治。线上生活的无序性和混沌性特质，已不止一次酿成现实生活中的悲剧。
诸多探讨中，算法技术频频成为民众诟病焦点。算法技术让人们更加倾向于生活在自我世界里，被技术包围、分割、重塑，导致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由于这种个性化传播会限制人们接触信息内容的多样性，因此也会损害开放性视野和健康的公共领域。
究其根本缘由，在于媒介传播逻辑也被技术重塑着。随着人们日常依赖的信息环境日益自动化、社交化和移动化，大众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受到挑战，以算法为主要分发模式的综合信息平台逐渐占据优势。算法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概率统计等，挖掘用户行为中更深层的潜在关联，发挥情感传播的作用，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等价值偏向。这些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组织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单一的“采编体系”，正在改变“媒介”的实践逻辑。
并且，依托算法的综合信息平台，其具有技术性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结构性嵌入，使其更容易在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当人们在各种虚拟社群关系勾连下进行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时，就较易困在“信息茧房”陷阱之中。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是人类与技术的博弈，对人类智慧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重构“心灵、自我与社会”
乐观地看，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智能网络技术的长足进步，远程时代所赖以存在的在线生活会变得更普及、更便利和更具有独特魅力。通过搭建先进的在线平台，展开内部和外部的积极沟通、交流和动员，进而采取合理、有效的现实社会行动，一定能够促进网络社会质量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网络社会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
在线生活作为“生活的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其数据赋能、智慧优势和平台效应是明显的，提供了生活和生产互构和融通的无限可能性。由此，“远程时代”这一时代范式的内涵和外延将会得到极大的深化和延伸，并与数字化、网络化、算法化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依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德的观点，远程时代人类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形态，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社会态度和物理世界之间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首次出版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里就预见到，人的能力必将被机器大大延伸，雷达延伸了人的眼睛，喷气发动机或轮胎延伸了人的四肢，而自动驾驶仪就是连接他们的神经系统。总之，整个世界都将被通信技术的进步所改变。因此，他断言：“确切地说，信息的有效传送有多远，社区（生活场域）就能延伸到多远。”
原标题：《我们终究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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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时代相较以往似乎更现代，更能实现天涯咫尺，但这也意味着人与人面对面的真实接触变得更少了；由于更依赖网络和技术，很多人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困惑和难题……
甜蜜与忧愁相伴，我们该如何认知这个时代？如何认知种种远程互动带给世界的改变与启示？
文｜唐魁玉 哈工大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中国网络社会学暨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ID：GlobeMagazine），原文首发于2022年7月19日，原标题为《我们终究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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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时代样态的诞生
可以说，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名为“远程时代”的生活史纪元。快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结构体系持续改造，已经使当前社会呈现出明显的“远距离生活世界进程”特征，其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多样。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
换句话说，当代人类的生活知觉（体验）和日常生活实践，已经包含有浓厚的过程空间性时代特征。无论是远程生活、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还是远程就医、远程休闲娱乐等，都被重新定义和再诠释。同时，人们还从认知层面、反思深度和实践感等维度对有关问题加以远距离过程考量。也因此，远程时代的来临，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特质。
在当代“远程性”和传统“近程性”的彼此沉浸或融合之中，我们可望看见一个想象的秩序世界。它们之间的要素结合，将以自己特有的推进方式改变人类的认知模式、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等的表征及本质。在远程时代的情境、观念、精神作用下，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集体性认知、共情化理解以及可供数字情感分析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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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的两面
应该说明的是，人们现在常常探讨的“远程时代”是基于在线生活的。在线生活是一种在信息网络技术连接状态下所开展或进行的虚拟生存方式，通常以电脑上网和手机在线等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在线生活与非在线生活、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各自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人们在特定情境下所选择的二元混合生活形式或生活模式。
在线生活作为一种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普遍生活方式选择，特点显而易见，比如实时性，这是在线生活的同步性表现；网络性，即虚拟实在性在网络平台的反映；情境性，属于社会空间性的范畴和场域性社会安排；连接性，这是互联网的资源调动和社交互动性的基础；体验性，比如在线学习和在线教学的感受；应急性，有时会体现为替代性和灵活性，在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能够凸显出特别的生活意义和价值；理想性，表现为网络生活的和谐性、和合性状态；共在性，常常体现为共情性和价值一致性；极简性或简约性，越来越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必要选择；智能性或智慧性，是在线生活的技术应用目标和美好结果；算法性，是计算社会程序化的内在系统特质；亲在性，可以视为网络心身同一性的初始生活条件。
当然，在线生活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简单化、碎片化、分散化、结构化、形式化、风险化、无序化、无意义化和非实体化等情形。
在线生活经常表现为某种“空间生活”状态，其形成的在线社区所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会使深入其中的人在享有智能生活和智慧生活的同时被技术理性所束缚甚至统治。线上生活的无序性和混沌性特质，已不止一次酿成现实生活中的悲剧。
诸多探讨中，算法技术频频成为民众诟病焦点。算法技术让人们更加倾向于生活在自我世界里，被技术包围、分割、重塑，导致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由于这种个性化传播会限制人们接触信息内容的多样性，因此也会损害开放性视野和健康的公共领域。
究其根本缘由，在于媒介传播逻辑也被技术重塑着。随着人们日常依赖的信息环境日益自动化、社交化和移动化，大众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受到挑战，以算法为主要分发模式的综合信息平台逐渐占据优势。算法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概率统计等，挖掘用户行为中更深层的潜在关联，发挥情感传播的作用，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等价值偏向。这些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组织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单一的“采编体系”，正在改变“媒介”的实践逻辑。
并且，依托算法的综合信息平台，其具有技术性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结构性嵌入，使其更容易在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当人们在各种虚拟社群关系勾连下进行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时，就较易困在“信息茧房”陷阱之中。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是人类与技术的博弈，对人类智慧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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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心灵、自我与社会”
乐观地看，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智能网络技术的长足进步，远程时代所赖以存在的在线生活会变得更普及、更便利和更具有独特魅力。通过搭建先进的在线平台，展开内部和外部的积极沟通、交流和动员，进而采取合理、有效的现实社会行动，一定能够促进网络社会质量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网络社会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
在线生活作为“生活的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其数据赋能、智慧优势和平台效应是明显的，提供了生活和生产互构和融通的无限可能性。由此，“远程时代”这一时代范式的内涵和外延将会得到极大的深化和延伸，并与数字化、网络化、算法化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依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德的观点，远程时代人类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形态，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社会态度和物理世界之间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首次出版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里就预见到，人的能力必将被机器大大延伸，雷达延伸了人的眼睛，喷气发动机或轮胎延伸了人的四肢，而自动驾驶仪就是连接他们的神经系统。总之，整个世界都将被通信技术的进步所改变。因此，他断言：“确切地说，信息的有效传送有多远，社区（生活场域）就能延伸到多远。”
原标题：《我们终究变成了“信息茧房”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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